永利402com官网:中国原始艺术,不纹身祖先就不认识

原标题:美民·风俗 | 文身里隐藏的密码——黎族人的文化传承

黎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骆越”,是承传百越传统文化最多的民族之一,如断发文身、干栏式建筑等。据记载,远古时代,文身习俗即已产生并流行于黎族先民之中。《山海经》是最早记载黎族文身习俗的古籍,其文曰:
“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文中的“雕题国”,指的是有文身习俗的部落,据考证就位于海南岛,书中所记就是今黎族先民的文身习俗。从秦汉至宋代,文身习俗遍及黎族各地。明清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流行区域逐渐缩小,但海南五指山周围地区的部分黎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较少,仍然“椎髻跣足刻面文身之习未改”。

《中国原始艺术》第二章 人体装饰(上)

9月“开学季”到来,看到学生们朝气蓬勃的面孔,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新学期新气象的期待。在许多学校,文身是不允许的,但你知道吗?在海南岛上的黎族,不文身则不能被祖宗承认,文身是黎族人传承已久的文化传统。看来,对于文身不能一概而论。黎族人为何会有文身的传统呢?和小美一起来看看吧。

文身过程痛苦异常,由于其面积达全身,有时要几年之久。

  

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亲属至。

文身过程非常残酷,几乎不采用任何麻醉或止疼措施,文身者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或他人的按压强制完成。

  考古发掘和现代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我国现在版图上的原始先民就已经懂得装饰自己的身体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形式,人体装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人体装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

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对抗疼痛的考验。文身图案都是用藤条上的刺生生地扎出来的,然后再用麻疯树籽灰上色。藤条主要有白藤和红藤。利用藤条制作藤针时,先截取一段藤茎,长短二三十厘米不等,一端留刺一至三四组(根)不等。单生之刺以粗壮、尖锐、锋利者为宜,对生之刺以等长、等距、排列整齐者为佳。余刺及皮剥掉,仅留骨干。单针用于文刺单线、细线、圆点及其他细小的花纹图案,双针和多针用于文刺平行之双线和较大面积的花纹图案。

  (一)绘身,即用颜色在人体上涂绘出某种图案或大面积地涂色甚至涂遍全身,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装饰,而且是一种不能持久的装饰;

点侧虫蛾折花卉,淡粟青纹绕余地。

文身的绣法是文身时,文身师一手握着藤针,一手握着拍针棒(可用筷子代替),藤针被轻轻敲击后,皮肤就被不深不浅地刺破了,在皮肤上刺出小孔,以点成线,用点和线组成各种纹图,然后沿着预定的纹图把料水沁入受文者的皮肉内。文师一般是有文身经验的中老年妇女,基本没有现成的图谱可参照,完全凭记忆和经验而行。

  (二)以自戕身体为特点的刻痕、文身、凿齿、磨齿、穿唇、穿耳、穿鼻等装饰,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或固定的人体装饰;

——汤显祖《黎女歌》

黎族女性所文的图案多种多样而又内含玄机,绘于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几何形图案,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细究起来却十分复杂。这些在特定部位交叉或平行的抽象图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三)悬挂和附着于身体某部位的各类带、索、坠、环、管、箍等装饰物,包括衣着,这是一种暂时性的或不固定的人体装饰。

《牡丹亭》的作者,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曾经游历海南岛,这首诗就是他对黎族女子文身的精彩描写。

最重要的文刺部位是颊和颏,特别是颊部,几乎是每个文身者必不可少的文刺部位。划于脸部两颊的纹图代表“福魂”,划于上唇的纹图代表“吉利”,划于下唇的纹图代表“多福”,划于手臂上的纹图代表“平安”,
划于胸上的纹图,代表“财富、多子多福”,大腿上划纹图等代表“避邪护身”。历史文献中还有“为丈夫所溺爱者,则为之涅私处”,即文刺阴部的记载,但现已无从考证。

  衣着也是一种人体装饰。恩斯特·格罗塞说:“除那些没有周备的穿着不能生存的北极部落外,一切狩猎民族的装饰总比穿着更受注意,更丰富些。”
他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把穿着与装饰对立起来了。我以为,原始的穿着,既可能是遮蔽身体的羞耻部位和防寒、防晒、防虫等的实用之物,也可能是表现着初级审美意识的装饰艺术。

文身的历史记录

文身颜料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

  第一节 绘身

渗透在岁月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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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身,亦称画身,即用天然颜料(泥土、树胶、油料、炭灰之类)绘画身体的习俗,是人类初期文化的表征之一,在世界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曾流行过。澳洲土著、已经绝迹的塔斯马尼亚人、安达曼群岛的土著、非洲的布须曼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中的斐济人,以及我国版图的一些古老民族,都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绘身的习俗。

黎族源于中国古代的骆越人,中国早期典籍所记载的骆越习俗涵盖了黎族习俗;而骆越后裔中至今还残留文身这一历史印痕的,也只有黎族了。

文身颜料的制作,有三种方法:

  (一)绘身(绘面)习俗的流布

自汉代开始,黎族文身就已经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史记·赵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宋代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海南岛开发的深入,黎族文身在典籍中也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相关记载不绝于书。

一、用麻疯树籽灰拌水而成,此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也很简单:将其籽剥出,用竹签穿成串后晒干。使用时,将其点燃,上面倒扣一个锅,其烟会将锅熏黑,形成一层灰。将灰刮下,用水搅拌,即可用草棍、竹签或鸡毛等蘸取绘画、打刺文身了。

  澳洲土著的行囊里,常备有白、红、黄色矿土,以便能随时绘画身体。平常只在颊、肩、胸等处点画几下,而逢节日庆典或要事大事,如行成年礼、出征参战或参加舞会时,便要涂抹全身。拉姆荷尔兹
(Lumholtz)
说,昆士兰的土著,“他们当舞会时用红土或黄土部分地或全体地涂抹身体,他们也时常用油脂和碳粉涂绘全身,好象他们的身体还不够黑似的。”他们或用单色遍涂身体,或用复色绘制出图腾的图形。斯宾塞
(B.Spencer) 和纪廉(F.J.Gillen)
说,南澳斯本塞一带伯尼开拉人的入社式,袋鼠部族的成员,背上绘着三个圆圈,两臂间画着二小圆,代表着袋鼠的眼睛,下端画一圆,象征袋鼠的嘴,其余地方画的是几何纹样。阿龙泰人举行图腾仪式时,则用红黄色的泥土和石膏,在背上画出自己部族的图腾符号,如太阳纹,水纹等。 哥伦比亚的土著常常把动物形象画在脸上,其野牛部族的人,脸族和胸部都绘着野牛头。

到了清代,除了文字记载之外,黎族文身更以图像的形式被记录在册。乾隆年间成书的《皇清职贡图》中绘有一幅黎族妇女图像,嘴部的文身清晰可见;《琼州海黎图》中亦绘有妇女手臂和腿部的文身图案。

二、用螺壳灰、红槌树皮、蓝靛草等加水适量,发酵一个多月后制成,既可文身,也可染布;

  生活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胡利人(Huli),半个世纪前还普遍保存着绘身的习俗。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那些生活在山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胡利人,也还保留了绘身习俗的遗绪。一个置身于当代社会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之间的土著头人威廉·艾亚(William
 Eiya),他白天在一座超级豪华山地别墅里周旋于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那些游客们中时,俨然是一个当代人,而当他夜晚回到他的山村里,履行其氏族头人的职责时,他又是一个地道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民。他的衣箱里总是装着一幅假发,这是胡利人不可缺少的装束,还有一身草裙和各种兽骨(包括胡利人最珍重的猪颅骨),一把石斧,以及几罐用来涂画身体的红黄颜色。他的同胞们每天还是身着草裙,脸上涂着装饰的颜色,肩上挂着整套的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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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野生的黄豆叶、蓝靛草加水和小鱼虾等发酵而成;还有一种是用墨汁加几种野生草叶汁和树叶汁混合而成。

  生活在我国版图上的许多民族,也都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绘身的习俗。

▲清代晚期的《琼州海黎图》是一部珍贵的黎族风俗画。这是其中的一幅,名为“迎娶图”,描写夫家迎娶新娘的情形。最前面为新郎背着新娘,后面有两个妇女,面部和足部皆有明显的纹样

这些来自田野、充满草香和水气的制作原料,在今天看来,颇为“环保”。无论文身的颜料如何“环保”,文身仍然是一种近乎自虐的人体雕饰行为,它使文身者有时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山海经·海内南经》:“雕题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郭璞云:“点(黔)涅其面,画体鳞采,即鲛人也。”雕题国流行画身的习俗,把身体画(是绘画,而不是稍后兴起的刻痕、文身)得象是鳞甲的样子,中国古代注家多把这种所谓“鳞采”解释为“人鱼”或模仿龙蛇的样子,其功能在于防止虫蛇侵害。但用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则略而未提。雕题国,可能是原始时代居住在如今中国版图的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个族群,这一带地域后起的许多原始民族,包括东夷族群,濮越族群,也都是曾经保留着绘身或绘面这类装饰习俗的。《太平寰宇记》里说的“其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就是指的居住在这一带的族群。(图2-1)

文身的功能

黎族文身是否具有远古的神秘力量,又具有何种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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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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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西域的一些民族曾是绘身民族。《隋书·西域传·女国》记载说:“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关于女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四一引《梁四公记》:“方域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咀,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看来,女国是一个母系社会,女性“轻丈夫”,也就是没有出现固定的单一的丈夫的家庭,人们(男女)盛行绘身的习俗,而且“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也就是说,并非只是由于颜色的自然退色或被洗掉,而是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改变其颜色和纹样。毗临我国西北边疆的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古代酋长大墓葬干尸,“身上绘有纹饰,非常美丽,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的和幻想的动物形象。”

关于黎族文身的功能,古代文献及文人诗中记述的说法很多。唐、宋以前的记载,都一致认为越人剪发文身,是为了“以象鳞虫”,“以象龙子”,“以避蛟龙之害”。这出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身体上刻纹路之后,就可以令神灵附体,得到祖宗或神灵的保佑。这种朦胧的宗教意念,使他们在文身过程中能消除顾虑,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皮肤流血等种种痛苦,而获得文身后保一生平安的喜悦。而这种独特的宗教形态,又更集中体现在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之中,所以黎族的文身是披示在女性的身体上,男性文身是极个别的,纹样也很简单。

一、刻在身体上的族群标志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当时雄踞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族,也是流行绘面习俗的民族:“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以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又载:“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而衣服皆黑。”关于文成公主对吐蕃人以赭色的颜料绘面表示不喜欢的事情,《资治通鉴》卷196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其国人皆以赭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继而,《新唐书·吐蕃传》:“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婆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吐蕃人平常所涂的是赭色,据有的学者说,与该民族所崇拜的图腾猕猴的面孔的颜色相一致,因为他们的神话中认为吐蕃族是猕猴和岩妖魔女结合而繁衍的后裔,因而猕猴是他们的图腾祖先。
这里所显示的文化涵义是,绘面作为图腾的标志,以免祖先不认识他,或不承认他。而祭祀死去的祖先时,则把脸上涂成青黛之色。青黛之色就成为吐蕃的丧色。

但到了明清时期,比较普遍并被认同的说法,是明代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说的,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文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灵魂不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也就是说,文身习俗产生于原始宗教,含有氏族标志的意义。因此,黎族各个不同的方言区,祖传的文身图案也有所区别。

黎族文身反映了图腾崇拜的遗制。各峒有各峒的图式,世代相传,沿袭不变,这样文身的图式自然就成为该族的标识。

  据宋孟珙撰《蒙鞑备录》云:“(蒙古族先民)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又彭大维撰《黑鞑事略》徐霆疏:“妇女真色,用狼粪涂面。狼粪涂面,疑有误字,《蒙鞑备录》云: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盖谓如唐人黄额也。”蒙古族先民以黄粉涂额或用狼粪涂面,最初也许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狼粪涂面并非字有误写。我们不妨引述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里的所用的例子和观点,来作旁证:“在非洲,一些从事畜牧的黑人部落,认为把自身涂上一层牛油是很好的色调。另一些部落,为了同样的目的,却喜欢使用牛粪灰或牛尿。在这里,牛油、牛粪或牛尿是财富的招牌,因为它们是只有有牛的人才能用来涂抹的。也许牛油和牛粪比木灰能够更好地保护皮肤。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从木灰过渡到牛油或牛粪,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是由于纯粹实用的考虑。但是,崐过渡一经完成,用牛油或牛粪灰涂抹的身体,比起用木灰涂抹的身体来,就引起人们更愉快的美感。然而还不止如此。一个人使用牛油或牛粪涂抹自己的身体,就明显地向亲友们证明,他并不是不富裕的。在这里,也很明显,提供这种证明的普通的快乐,是先于看见自己身体涂抹一层牛粪或牛油的审美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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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岛的范围来看,那里主要生活着黎、汉、苗、回4个民族,过去,只要看有没有文身,就可以轻易地将黎族女性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身民族来看,黎族的文身部位和以几何形、抽象性为主的文身图式,也特点鲜明,很容易区分辨别。

  尽管这些记载语焉不详,但足可以肯定是,漫长的原始时代,在我国版图上生活的许多族群都是曾经以绘身来装饰自己的身体的,有些族群中流行的这种原始装饰习俗,如吐蕃族,至隋唐时,甚至到了现代,也还有遗迹可寻。

▲同一方言、宗族、村落的文身图案是一致的,女儿文身图案要与母亲相同(模拟)
供图/ 海南省民族学会

永利402com官网,二、如果不文身,祖先就不认她

  1934年上海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两广地质调查所合组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成员之一、人类学家刘咸在调查黎族文身习俗时,搜集到一则黎族神话:“上古之时,天翻地覆,世界生物尽被淹埋,人类同遭此厄,尽遗一姊一弟,相依为命。然姊弟虽情亲手足,终不可以婚媾,于是姊觅夫,弟觅妇,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久之各无所遇,终乃姊弟重逢,如此者再。雷公知其事,化为人身,下凡谓弟曰:‘今予在此,汝二人可结为夫妇。’弟曰:‘姊弟不可以婚姻,否则必遭雷公打。’雷公曰:‘我即雷公,决不打汝!’弟仍坚持不可,重出觅妻,于是雷公将姊之面画黑。无何,弟再遇姊,不识为谁,以为必非己姊,可以求婚,于是姊弟结婚,繁衍生殖,而得今之黎人。”

文身的礼仪和过程

历史上,整个黎族地区,特别是五指山中心地区,原始宗教盛行。黎族人认为,人生于世时,灵魂依附于躯体,死后灵魂独立存在,或栖附于他体,或往来于阴阳两界,或游离于村峒住所附近,被称为“鬼”。其中,雷公鬼和祖先鬼最可怕。因此,他们平时禁忌念祖先的名字,认为只要说出名字,祖先就会出来作祟。同时,他们十分重视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不仅在家人患病或出猎、外出时杀鸡祭祖,在节日、结婚等喜庆之日也祭祖,而且把文身等传统习俗视为“祖先传下来的规矩”而严格遵守,连文身的部位和图案也沿袭“祖所刺之式”。

  台湾学者何廷瑞著《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引录了一则泰雅族神话:“不知多少年前,有一块巨石突然裂开,里面走出一对童男童女,两人以兄妹相称呼,共居生活。长成后,懂事的妹妹就对她的哥哥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妻子呢?’哥哥答说:‘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你,叫我何处去找呢?’妹妹就想,若改变了面貌也许可瞒过哥哥,于是她说:‘我已替你找了一女,明后天中午,你到某处大树下去会她吧。’哥哥听了很高兴,准时前往该处,果然发现满脸黑色的女子,于是欢然接回成婚。次晨醒来,发现该女是自己的妹妹,虽后悔,但已迟了。此后才有人类繁生,于是女子一到成年即刺面结婚,成为祖传的遗习。”同一文中还引用了泰雅族另一族群的一个类似神话:母亲“用树胶涂面改容”,与儿子结为夫妻,后因颜色渐渐褪去,露出真面目,儿子大惊,以为要大祸临头,于是母亲出走不回。

迈向成年的疼痛与美丽

他们坚信,如果女性活着时不文身,死后,祖先就不会相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未文身的女性死去时,必须在丧礼上用墨按传统文身图式为死者绘身划脸,等同于给死者补办文身,这样处理后才入葬于本家族所属的墓山。只有文身的妇女,死后才能被自己死去的祖先
辨识和接纳。

  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神话常常是被原始初民信以为真的,所以神话依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黎族和泰雅人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文身习俗之前还曾有过绘面习俗的神话,不失是一个旁证。

对于黎族来说,文身是一项神圣的人生仪式,可以说,在过去,文身是每一个黎族妇女的成年礼。因此,文身的礼俗、仪式与禁忌也十分隆重和复杂。黎族妇女文身一般在6岁—20岁之间完成,多数是从10岁—15岁开始的,20岁以后文身的比例很小。但无论从哪个年龄开始,几乎都是在结婚之前文完。

因此,世世代代的黎族女性,宁愿忍受文身所带来的肉体上的伤痛,也不愿违背祖先的遗训。这种坚定的信仰,构成了黎族文身传承延续的保障。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土族村,于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祭山神,村民们在拉洼(藏语法师)带领下到山神庙,接受古毛俄良(即二郎神)神意,由八个满身画着虎纹的半裸体青年,跳着名为“於菟”(虎)的傩舞进入村庄,然后翻墙越房,进入院中,为各家驱鬼逐疫,直到傍晚前听到枪声,老虎方离家跑到河边的大井水窟洗去身上的虎纹,整个活动才告结束。 与之相似,云南省彝族举行的祭祀图腾祖先虎的虎节礼仪中,全村选出一批健壮的男子扮演虎的角色,他们身上、脸上都绘着虎纹,“用占卜的方法选出的八个男子汉,都一致叩头向(虎)神谢恩献酒。并由‘朵西’(祭司)用红、白、黄三色泥土和黑锅烟灰为他们一一画脸、文身,披以用黑毡子扎成的虎皮,装扮成虎,然后再次下跪于神座前。”然后是杀牲(羊)祭神,在芒锣和羊皮扁鼓声中跳虎舞。 这两个边远的地区至今还存在着的祭祀仪式中,八个参与者的身上画虎纹,装成虎的样子,进行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很有可能也是该地区古代先民(古羌人)曾经盛行过绘面绘身习俗的遗绪。(图2–2)

文身多选择农闲的旱季和节日期间。此时气候干燥凉爽,伤口不易发炎、溃烂、化脓,容易愈合,人们也不会因此而误工。一般是在女子居住的“隆闺”内或在家中进行。文刺时,除女亲眷或女友外,他人不得在场观看。个别地区也有在门前文刺,不避外人或男性观看。

即使在当代,黎族传统文身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逝。乐东县千家镇等地的黎村,那里还保留着用黑炭绘面的习俗。姑娘出嫁时,其姐妹都要仿照旧时文身的纹样,用炭在她的脸上绘黑纹,然后把炭系在腰带上带到夫家。直到酒宴结束后,方才可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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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的工作都由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妇女担任,多是被文者的亲属。文身时,首先要选定吉日,由主文师举行仪式,杀鸡摆酒设祭品,向祖先鬼报告受文者的名字,求保佑平安。施文成功后,要煮龙眼树叶水洗身,受文者的父母要杀鸡或猪,摆席请酒,庆贺祖先赐予受文者美丽的容貌。如施文失败,则归咎于鬼魂捣乱,受文者家要敲锣打鼓,杀牲祭祖先鬼,祈求祖先赐予文身者美丽的容貌。

三、女子的生死成人礼

  (二)颜色及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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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以女性为主,而且文身年龄一般都在“年将及笄”,即十三四岁即将成年之时。某些黎族女性,特别是本地黎女性文身部位多、面积大,手术很难一次性完成,多按部位分数次,在几年内完成。

  原始社会的绘身(绘面)所使用的颜料,大多是就地取材的自然颜料。初始也许就是泥土、烟灰、树胶、油脂、动物的血或赤铁矿粉末一类。由于年代久远,而颜料是很容易褪色的,所以很难确证。不过,也可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现代尚存的原始民族的绘身得到证实。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大约50-70万年前的北京人洞穴里有红色的颜料,经过鉴定,确认为赤铁矿粉。有的小石块画有红色的线条,其颜料就是取自当地的这种赤铁矿粉末。云南省沧源岩画、广西壮族自治区花山岩画所用的颜料,都是赤铁矿粉末。用油脂和动物的血来涂抹身体,在原始民族中,是相当普遍的。一些野蛮的部落在打猎成功之后,总要用被打死的动物的鲜血来涂抹身体。

▲黎族少女进行文身(模拟)
供图/海南省民族学会

文身之后,父母要在自家旁或村边为女儿搭建“布隆闺”,供女儿自由结交男友、谈情说爱,甚至留宿不同血缘的男子。其间,即使发生性关系,乃至产子,也为社会所允许,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但一般的情况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后,会各自向父母提出成婚意愿,进入婚姻程序。尚未文身的未成年人,则不能享有这些权利。

  据西方原始艺术研究者调查确认,原始初民绘身所用的颜色品种是很有限的,通常为三色,最多是四色,即红、白、黑以及黄色。红、白、黑色用的较为普遍。不同场合绘身所用的颜色,其含义是大相迳庭的。如吐蕃人平时、甚至在重要场合下是用赭色绘面的,而在父母丧礼时所用的则是青黛之色。前面说过,有学者认为赭色是吐蕃民族所奉猕猴图腾的颜色,吐蕃人把脸涂抹成赭色,是猴族的标志,也为了让猴祖能认识他。澳洲人认为,用红色来涂抹身体其象征意义是进入生命或退出生命。战争时,一般都是用红色条纹涂满身体,红色是血的颜色,被认为是战争色。在某些民族那里,绘面或绘身的颜色甚至还是某种特殊含义的象征,如华拉孟加人举行“伏龙魁”(Wallunqua)蛇节时,跳舞者们身上所绘的彩色,便是大蛇的象征。

文身的工具主要有藤刺、拍针棒和染料。藤刺多用当地生长的白藤刺或其他荆棘等。拍针棒是用来拍打藤刺的工具,或竹或木,也有用筷子的。染料用来绘染花纹图案的,多用树木的炭灰和植物油、水,或植物叶、茎、果的汁液。

《黎歧见闻》是光绪年间出的书,它专门记载黎族历史,其中有句话:“黎女外出野合,其父母亦不禁;至刺面为妇,则终身无二”。黎族的“三月三”节日就是“开放日”青年男女那一天就是走出“布隆闺”到野外“谈恋爱”或说是“野合”的。

  (三)线条与图案

文刺时,施术者一手持藤刺,一手握拍针棒,沿图案纹路打刺。藤刺刺破皮肤,擦去血水,在创口处立即涂上染料。待创口愈合脱痂后,即显现出永不脱落的青色花纹。有的为了纹饰清晰,要重复打刺二至三遍才能完成。

可见,黎族文身具有成年与婚恋的标志和允诺功能。文身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黎族女人的生死成人礼”。

  原始绘身(绘面)的图案在我国史籍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来确凿的证据。从绘身(绘面)的起源来说,开始是为了保护身体的需要而涂抹身体的,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图案可言的。拉特采尔(Latzel)在《人类学》里写道:“霍屯督人用一种叫作‘布胡’的芳香植物的汁液涂抹身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昆虫的侵害。”“如果这些霍屯督人尽力涂抹自己的头发,那是因为他们力图保护自己免受太阳光的影响。”
藏族的先民吐蕃人之所以在脸上涂抹赭色,当代藏族人至今还保留着用赭色油脂涂抹面部的习俗,大概也是为了免受太阳紫外线的直射保护皮肤的需要有关。蒙鞑族的一部分先民“用狼粪涂面”的装饰习俗,可能是因为狼与他们有某种血缘关系,或者狼粪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身体的缘故。这不禁令我们想起非洲一些从事畜牧的黑人部落喜欢使用牛油、牛粪或牛尿来涂身的习俗。也许是因为牛油、牛粪能够更好地保护身体吧。

文身所刺部位有一定次序:脸、背、胸前、腿、手。所刺花纹以圆形和曲线形为主,富有特色。从脸到脚的施文过程,都是分别进行的,并用几年时间分段进行,这样做可以缓解或减少痛苦。

2008年,琼中三月三节日现场

  普列汉诺夫说:“后来(原始初民)逐渐觉得这样涂抹的身体是美丽的,于是就开始为了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起身体。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就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它们的影响决定了原始化妆艺术后来的演变。”
他说的是对的。原始绘身由单纯的实用目的而过渡到了既有实用目的又有审美快感。他讲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时,重点说了“对比的作用(对立的原则)”的重大意义以及“原始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想使自己在敌人看来尽量地可怕的愿望”。根据当代现存原始民族提供的例证来看,原始初民对身体的涂抹(绘身),动机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包括普列汉诺夫有所忽略的图腾信仰的因素,也是绘身(绘面)的动机之一。他们在身体上所绘的图案或线条,多数是模仿花鸟鱼虫、兽类或氏族图腾的形状。图腾图像在原始绘身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认为所有绘身都是图腾的形象是没有根据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绘身所画的动物形象,较为明显,是深入到那里去考察过的民族学家们所证实了的。英属哥伦比亚一带的土人,常于脸颜描绘动物形象,酋长的身上,尤其具有代表其图腾的彩画。摩魁斯的竞走,跳舞集会,部族成员,胸部、背部都画着部族的图腾徽号,野牛部族的人则在胸部和脸部绘以野牛头。海达人的脸上在额部与颊部之间,用红、黑二色绘以鱼类的形象(鲑鱼、鲸鱼、章鱼)德林克特人各部落成员,习惯用红、蓝、黄、青颜色,取线条、点、或粗涂乌鸦翼、乌鸦足迹、鹅头、鲸颚、鲸尾、狼嘴、鼠足、熊爪、熊的足迹、熊血、海豹、蛞蝓、太阳、星、山、岩石、云、海波、冰块、独木舟等,或以动物、鱼、鸟类的实像绘满脸部,例如杀人鲸、海豚、鲑鱼、黑海鳌、鹅、鹄、善知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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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体现了黎族自身的族源意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用血肉之躯展现出来的神秘图案,为黎族文化增添了斑斓色彩。

  第二节 文身

▲精美繁复的润方言黎族腿部文身纹样
图/邓磊

  绘身(绘面)的颜色,常常因为洗浴等原因很快褪色,花纹难予持久保存,所以,原始初民便想出了用竹钎、藤针、骨针、石针一类利器,使其尖部扎入皮肉中,刺成花纹,再取青草汁或锅烟等自然染料揉入皮肉成为黑蓝色,洗之不去,以便永久地保存其图案。这就是原始人的文身。

文身的艺术和意义

  文身是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人体装饰,起源古远。当人类还不懂得生产纸张、甚至还不知道利用树皮和兽皮来作为绘画材料的时代,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皮肤上刻画出种种花纹了。据考古发掘证明,欧洲冰河时期的雕像中已经见到有文身的女像。金石并用时期的底黎波里文化中,陶制文身的女像也很多见。考古学家在埋葬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古尸身上,发现了文身。刘敦愿先生认为,在中国,文身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在以后又在一些近代还停留在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部落中也有丰富的残留, 而且,文身也象绘身一样,有宗教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意义。尽管考古发掘出土了若干文身的文物,但文身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不是更早的论断,目前还仍然难以确证。

留在身体上的文化遗产

  文身一词,最早见于我国周代《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晋范宁解释说:“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即是在身体上留下永久性的花纹,用来美化身体。我国古时的称谓还有:鲸面、鲸记、鲸首、扎青、点墨、刺青、刺文、刺字、涅面、绣面、文面等。文身的西文是Taftooing,源于太平洋上的波里尼西亚(Polynesia)土语
Tattan,意即“刺染”。

黎族的文身,绝大多数都是由点、线、圆等组成的抽象几何纹样,很少有具体的象形图案,而且脸纹、颈纹、胸纹、腹纹往往连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整体感。在构图上,还讲究对称,讲究点、线等元素的均衡搭配,布局巧妙合理,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身文物

文身的图式、纹素所蕴含的意义,是十分复杂的,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译其中的内涵。历来的学者均有猜测,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确切解读。在这久远而凝重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依稀可以领略到,妇女们躯体上的纹路,包含着内心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展示等等。古老的民族,也借着这些图式,把一代又一代的期望和追求,用点线艺术留在皮肤上,以图式的美感激励族人勇敢地生活,以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了文面和文身的习俗。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内壁所画人面鱼纹纹样,学者们认为是一种复杂的原始图腾画面,而其中的人面很像是文面的形象,其额部和颌部的彩绘系由细密的刺纹所构成的。(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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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阿婆在文身博物馆前合影 图/视觉中国

甘肃宁定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三个人头盖纽,其面部和颈部均布满了花纹,显然可以认定为文面和文身习俗的写实艺术遗存。(图2-4)

如今,黎族的年轻姑娘已经不再文身,还有3000多位老年妇女身上保留着文身的历史印痕,而她们,都已经是耄耋老者,年龄最小的也已近古稀。再过二、三十年,随着她们的离世,黎族的文身也将永远消失。这些用血肉绘出的斑斓图画,为黎族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厚重的篇章,也是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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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玲玲、周伟民

这些考古发掘的遗物,被考古学界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已有鲸面和文身习俗的最早、最直接的证据。考古学家刘敦愿据此而推论,“以此论证半坡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有同样习俗而且表现在造型艺术的描写方面,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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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岩画研究者发现了文面和文身的图像。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白岔河下游,在一块长2.1米、宽1.1米的大石上,原镌有两个完整的人面像和两个  形无轮廓人面像两个人面像除了刻有眼、鼻、嘴外,还饰有密密的纹饰。右边的人面其鲸纹显得刚毅,可能是个男性。(图2-5)

编辑|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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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白岔河流域的先民,有男女都文身的习俗。内蒙古镫口县格和达瓦查得沟畔,岩画中有一舞者的形象,身上有纹饰,面部是刻下去的,只有两个眼睛是原来的石皮。研究者认为,这个图像似乎也是鲸面。(图2-6)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古代在我国北方游牧过的匈奴曾经流行过鲸面之俗,这幅岩画是匈奴游牧者留下的作品,或是更早的时代的作品,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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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1929年殷墟发掘所得的大理石雕刻品–石础人,为“抱膝而坐的人像,膀腿均刻有花纹……身后有槽,是准备别种立方形的柱子插进去的,抱腿而卧是一种托东西的姿态。”
这件头部阙失的石质抱膝人像,其“膀腿均刻有花纹”,被认为是商周时代的“文身”实物。
对殷墟出土的石础人这一文身文物,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刘敦愿在《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一文里,对胡厚宣在其所著《殷墟发掘》一书中将石础人像解释为“饕餮”,提出了质疑,指出:“我认为旧说以为是文身人像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殷代有文身习俗,除了这件之外,《海外金吉录》二酒器,图55载住友藏商代《饕餮食人卣》,上刻人虎相拥抱,人头置虎口中之状,其人形正作断发文身之像。1953年夏,我在郑州文物工作队见一商代青铜刀(农民捐赠),O部浮雕有蹲坐的人形,也是作断发文身之像。商代有此俗大约是不成问题的。”

  《饕餮食人卣》又称《虎食人卣》,是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艺术品。(图2-7)虎食人卣原来一共发掘有两件,一件流入日本,另一件辗转至巴黎,藏在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上面提到的是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一件,原出土于湖南安化县。卣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卣作虎形,踞坐以后足及尾支撑,前爪抱持一人,张口啖食人首。人的身体与虎相对,手扶虎肩,脚踩于虎的后爪上,转面向左侧视。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夔纹,以雷纹衬地。人形头发向后直披,着衣,从背后可见方口衣领和较窄的袖口。人体从大腿到臀部饰一对蛇纹。证明商周时期存在文身习俗。至于对虎与人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这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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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宝鸡市博物馆对宝鸡西周弓鱼(^)国墓地进行的发掘,在茹家庄一号车马坑中出土了一件车辕首饰件。(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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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饰正面为一大兽头,兽头束冠,冠上饰云气纹,圆目高突有神,鼻梁隆起,裂口,两腮下垂。兽头背后蹲伏一小人,小人面庞宽短,平顶,额颅饱满,两耳大,阔口,鼻头宽厚,身着短裤,束宽腰带,文身,长发披后。小人背部有两只相背回首的小鹿,小鹿双角分枝,似回首鸣叫,形象十分生动。
发掘者们根据弓鱼(^)国墓地出土的一部分器物所表现出的甘青地区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的特征,认为弓鱼(^)国有可能是古代西北地区氐羌族一支进抵到关中西部。这样说来,当时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的西周方国弓鱼(^)国有文身的习俗,看来可能与甘肃青海一带新石器时代的半山文化、齐家文化有崇尚文身的习俗不无关系。

  (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举要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文身装饰习俗有大量而珍贵的记载,记述了我国许多古代民族曾经流行过文身的装饰习俗,不过,大都只鳞片爪,缺乏系统而已。从这些记载来看,文身习俗虽然遍布中华大地,比较集中的却是东方族群和西南族群。

  (1)古代东方族群是文身的族群。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疏》云:“题,额也。谓以丹青雕题其额。”吴越之地,此风更盛。

  《左传·哀公七年》:“子贡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油然也。’”

  《史记·吴太伯传》:“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又《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人也。封会稽,以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赵世家》:“夫剪发文身,瓯越之民也。”

  《汉书·地理志》:“(粤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又《严助传》:“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

  《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又《泰族训》:“剜肉肤,锤及革,被剑流血,玉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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