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蒙古学研究概况,学习印度学的点滴感悟_学者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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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402com官网,美国蒙古学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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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

作者:萨其仁贵

德力格尔副研究馆员内蒙古大学0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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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德国一直执印度学之牛耳,特别在文献研究领域其权威地位至今仍为国际学界所公认。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该文章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年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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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美国的蒙古学研究,上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家的到蒙古地区进行传教、外交和他们关于蒙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和资料的搜集等活动。如美国传教士库尔挺(J.Curtin),1900年,他旅行到布里雅特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记等,还撰写了蒙古通史和俄罗斯布里雅特蒙古人方面的两部书。美国外交家洛克黑尔(W.W.Rockhill),根据他到大库仑旅行的考察,撰写了反映蒙古君主王朝建立的《外蒙古问题》(1913)和关于1644—1908年间西藏与蒙古关系方面的《拉萨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的关系》等。上世纪20至30年代,同欧洲学者一样,美国一些专家对中亚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研究,主要研究当地自然气候、植物与动物和地质结构特点等,后来其研究成果和资料成为蒙古近代历史主要来源之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21—1930年的安德路斯(Ch.R.Andrews)带领的考察队对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在考古研究和古代生物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就,在这一研究领域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20世纪初,还有一些美国人出于个人的爱好开始研究了蒙古学。在二战时期,一些其他国家的蒙古学家移居到美国,特别是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父(A.Mostaert,1881—1971)和前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古学研究推动很大,当时美国国内的蒙古学学者也多了起来,形成了美国蒙古学家队伍,出现了蒙古学的繁荣发展的迹象。从此蒙古学逐步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一个专门研究学科,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已经建立了几所蒙古学研究中心和专业学术学会,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蒙古学重要中心国家之一。虽然美国蒙古学有较年轻的历史,但其发展特别快,特别是在二战后得到充足的发展,在有些学术研究方法、发展纲领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领先于世界蒙古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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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其仁贵是我在蒙古语言文化方向上招收和培养的第二个博士研究生。其学术专著《天竺云韵——〈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则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从蒙古文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讲,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直接将古代印度文学作品从梵语翻译成蒙古语的专著,对国内的蒙古文学研究及蒙古文学与印度文学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美国主要蒙古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上世纪初以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东方学家、蒙古学家和蒙元史研究者。如柯延(J.Curtin),是具备60余种工作语言的哈佛学子,著名的蒙古学家,驻过俄国、波兰等国的外交官和外交学家。20世纪初,他跟蒙古人建立关系,揭开了美国蒙古学的序幕。他主要研究蒙古历史和民间文学。
1908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另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主要论述了蒙古人的征服和俄罗斯史等。前一书出版后,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夫先生的高度评价,专门替他写了长大7个篇幅的序言,认为“柯延先生是当前美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成功地描述了关于勇敢的蒙古人的历史”。后来又写了一部名为《南西伯利亚的旅行:蒙古人的宗教神话与传说》,大部分内容为英雄史诗《格斯尔》的部分章节和布里雅特民间文学,本书首次用英文翻译研究了蒙古民间文学,对美国及西欧学家的掌握蒙古学方面的资料和理解蒙古历史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我的导师段晴教授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

北京大学的蒙古文学研究秉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理念,强调在跨国界的平台上去研究东方各国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要求也更高。在东方文学平台上如何培养结合东方学与蒙古文学研究的专门学术人才,这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

劳费尔(B.Laufer,1874—1934),一位优秀的东方学家和蒙古学家是美国蒙古学资料收藏的奠基人。这位德国语言学家、博物馆学家、文献专家,20世纪初移居到美国。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等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蒙古语言文学、蒙古宗教、阿尔泰语系研究等。关于东方学和蒙古学方面写了诸多论著,如《阿尔泰语系的所有格的形成》(1901)、《蒙古文学史》(1907)、《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萨满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中国与伊朗篇:中国文化对伊朗文化的影响(附一:蒙古语中的伊朗语因素)》(1919)、《女贞语与蒙古语中的数词》(1921–1925)等。除此之外,他对美国有些图书馆的搜集收藏蒙古学文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07—1910年,他受芝加哥的牛贝尔等图书馆的委托,前后到达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采集了关于语言文学、历史、考古、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3万多册图书,其中有一部分十分珍贵的经卷、手稿和木刻本。他这次的文献搜集工作,对美国图书馆的远东和蒙古学文献资料的收藏打了良好的基础。

  时光倒流,十年前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循着季先生的足迹,与梵文结缘,与DAAD结缘,与德国结缘,甚至成为季先生翻译的《梵文基础读本》的修订者之一。

蒙古文学研究先驱呈·达木丁苏伦、宾·仁钦等人的研究思想,早已不局限于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范围。他们把蒙古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乃至世界文学研究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掌握多种语言。

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1989),国际蒙古学协会首任主席。他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著名蒙古学家,20世纪初,他对美国和世界蒙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9—1926年间,来中国工作和做生意期间,对中国边疆地区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于1926年他放弃了原先的工作,跟他夫人一起做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曾前后到达内蒙古、新疆、西伯利亚、土耳其、印度和意大利等地,进行了实地学术考察,收获非凡。拉铁摩尔,从这次旅行后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蒙古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如关于内蒙古—甘肃—新疆路线旅行的见闻录《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高原的鞑靼人》(1930)、关于满洲西疆的蒙古人研究的《满洲—冲突之源》(1932)、《满洲统治下的蒙古人》(1934)等。1932—1936年间,他为更好地学习蒙古语和研究蒙古学,他又到中亚旅行了几次,他先后到达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后写了更多的论著,如《中国边疆地区》(1940)、《蒙古旅行记》(1941)、《亚洲问题的解决》(1941)、《现代中国的构成》(1944)、《蒙古民族主义与革命》(1955)、《游牧者和公社社员》(1962)、《再访蒙古》(1962)、《成吉思汗与蒙古人的征服史》(1962)、《成吉思汗的地理观点》(1962)、《蒙古人的历史地位》(1962)、《亚洲边缘地区的历史研究》(1962)等。他曾将1928至1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
)。1963年,拉铁摩尔先生移居英国,在里兹大学继续了蒙古学研究工作,对英国蒙古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4年,为鼓励年轻一代的学者,他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了《拉铁摩尔蒙古学发展院》私人基金会。拉铁摩尔先生对世界蒙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巨大,1990年,为庆祝拉铁摩尔先生90华诞,国际蒙古学学会和蒙古国科学院合作举办了特别聚会。

  初识梵语

蒙古文学在历史上深受古代印度文学的影响,虽然多数古代印度文学作品是依据藏文译本转译成蒙古文的,但是熟练掌握梵语和熟悉古代印度文学、文化的学者在蒙古文学与印度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蒙古文学研究中紧缺梵语人才的实际需要,依托北京大学东方学的梵语优势,我希望把萨其仁贵培养成能够比较熟练驾驭梵语来研究蒙古文学的专门人才。

鲍培(N.N.Poppe)是美国经理坎坷的大学者,1897年生于俄国住天津大使秘书长家庭。他的父母是当时受高等教育的俄国著名外交家和通晓汉、满、蒙、俄、德等多种语言文字的人类学家和东方学家。故鲍培先生把他的童年主要度过在中国,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东方的兴趣。1916年,他虽然在圣毕得堡学习了医学,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军队,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母校,立志学习了蒙古学研究。1923—1948年间,在前苏联—德国—蒙古等国之间进行了学术考察、工作调动、蒙古学研究和教学等工作,经历了一些坎坷的政治、社会生活、蒙古学研究和事业道路。鲍培二战前已是苏联的通晓俄、蒙、英、汉、德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等方面卓有成就。1949年赴美移居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批美国的著名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在《蒙古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布里雅特语言文化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喀尔喀语手册》(1931)、《喀尔喀蒙古人的英雄史诗》(1937)、《四文合壁Zamaxsari的写本》(1951)、《中世纪蒙古语格的变化:结构学研究》(1953)、《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民间口碑文献:谚语、诗歌、神话、传说与英雄史诗的德译》(1955)、《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吕格尔编译)、《阿尔泰比较语法》(1960)、《蒙古语基本元音》(1962)、《阿尔泰语语法导读》(1965)、《在通古斯语言中的有些蒙古借词》(1966)、《蒙古文<佛祖十二著>英译本及注释》(1967)、《泛蒙长元音》(1967)、《蒙古语手册》(1970)、《关于能断金刚经三种蒙译本》(1971)、《在鄂温克语言中的有些蒙古借词》(1972)、《蒙古英雄史诗1—7卷》(1975–1976)、《色楞格省布里雅特蒙古人的方言与农社员的诗歌》(1978)、《女贞语与蒙古语》(1979)等著作。

  2003年我从北师大中文系被保送进入北大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方向,学习梵语。当时我虽然对印度语言文学知之甚少,但是季羡林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先生的文章也拜读过不少,特别是先生论述原始佛教语言的《浮屠与佛》,列举大量语言学与文献学的证据,极见功力,令我深感做学问需要的正是这种真功夫。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十分庆幸自己有机会成为了季先生的再传弟子。

当初,我希望萨其仁贵去学梵语时,她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掌握蒙古语、汉语、英语3种语言了,在这基础上做研究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学习梵语?”显然,她当时尚未全面理解掌握梵语在蒙古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莫斯塔尔特(A.Mostaert,1881—1971),汉名为田清波,是著述等身的蒙古学家和基督神父,四十年代末,这位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移居美国。田清波自1906–1925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就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1948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关于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尔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等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蒙古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1952),反映鄂尔多斯方言、乡土风情、地理概况、文学、历史为一体的大著《鄂尔多斯蒙古语词典》(共三卷)、《鞑靼和西藏旅行记》(1924)、《鄂尔多斯南部方言》(1927)、《甘肃西部蒙古和蒙古尔方言》(1929)、《甘肃蒙古人和他们的语言》(1931)、《蒙古尔—法语词典》(1933)、《鄂尔多斯旅行记》、《从华盛顿秘密档案中发现的三部蒙古文文献》(1952)、《<蒙古秘史>的几种译本》(1953)、《<蒙古秘史>第十四章节的说明》(1956)、《伊尔汗、阿拉公汗、乌力吉图汗等在1269—1305年间给予法国国王的几封信件》(1962)等重要文章。

  开始学习梵语的日子紧张、忙碌而又充实。作为印欧语系最古老也最复杂的语言,梵语常被称为天书。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我们的梵语入门课程由段老师亲自教授,她讲起文法来是典型的德国风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但又很有个人的幽默诙谐风格,妙趣横生,常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段老师亲自为我们批改作业,每次还写上评语,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诸如“非常好”、“继续努力”、“为你骄傲”等,但那份关切与温情充盈纸间,令人倍受鼓舞。十年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上海,辗转迁徙,搬了几个家,这些老师批改过的作业本始终陪伴着我,时不时地翻看,总能感受到那份温馨和力量。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愈来愈需要多语种人才。以蒙古学为例,蒙古学本身是个庞杂的体系,历史上所跨越的地域辽阔,所接触的民族和语言也多,后期对蒙古的研究和记录亦被记载在多种语言的资料之中。蒙古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走到今天的。因此,要在蒙古的历史、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的学术语言和资料语言。

抗锦·官布扎布(Gombojab
Hangin,1921–1989),美国世界著名蒙古学家,内蒙古人。1941年留日回国后,先后担任德王政府秘书处德王私人秘书、蒋介石政府察哈尔代表等职。1948年,得到拉铁摩尔的援助移居美国。1948—195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协助拉铁摩尔的蒙古学发展事业。1953—1964年,加利福尼亚等大学进行深造和讲学。1961年,与其他同事合作,建立了美国蒙古学学会,并当选为该学会执行秘书长和主席,兼任该学会刊物编辑。抗锦先生他们所建立的美国蒙古学学会对美国蒙古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和重要作用,该学会会员目前已多大400多名,主要研究和支持发展美国和蒙古人的文化、科学、教育业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等,抗锦先生直到终身一直主持了该学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他受聘于印第安那大学工作,1970年获得蒙古学博士学位,1982年成为该大学正式教授。1987年当选为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长之一。生前,抗锦先生编写了很多关于蒙古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教科书,成为美国科学学会“蒙古计划”的执行者之一和印第安那大学著名的蒙古学专家,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学和翻译,撰写了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在研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研究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如《蒙英字典》、《蒙英词典》、《蒙古语基础知识》、《一些历史术语的解释》、《尹湛纳希和他的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1970)、《<青史演义>–尹湛纳希著的蒙古第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1973,附《青史演义》两部不同手稿的英译章节题目和内容摘要、诗歌等)、还有《<青史演义>的八部序文》等很多蒙古文学英译著作。

  学习完基础语法后,就开始阅读各类梵语文献。以研究印度哲学见长的高鸿老师带我们读梵语哲学与宗教文献。我们上课的形式很像西方高校里的seminar,我们讲自己的翻译和理解,老师给我们做点评。高老师对语法抠得很细,任何一个小的形式变化都不能漏掉,而讲起哲学来则是纵横捭阖,东西贯通,观点精辟而独到,常让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王邦维老师教我们的梵语文学选读课,带我们读《那罗传》。王老师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但却没有半点架子,讲起课来总是娓娓道来,平易近人,王老师既精语言,通佛教,又擅历史,在阅读文献之余,辅以历史掌故,常让人听得沉醉其中。当时我们在外文楼的梵巴教研室上课,很多个日暖风和的午后,我们三两个人和老师围坐在长桌边,泡一壶茶,伴着窗外的鸟鸣啾啾,和风送来的缕缕玉兰花香,讲论古圣先贤的著作,颇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萨其仁贵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刻苦地学习了梵语,并学习了藏语,达到了可以阅读和研究梵语和藏语文献的程度。最后,她终于写出了以古代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梵语名诗《云使》的蒙古文译本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云使》的基础上,梳理了《云使》传入蒙古地区的版本源流、翻译途径和翻译原则,对《云使》蒙古文译本与其藏文底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跨语言的对照分析,又讨论了3个现代蒙古语译本的不同特征,从而全面勾勒出《云使》蒙古文译本的古今演变及发展,并深入探讨了古代蒙古文学中对印度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

科拉维斯(F.W.Cleaves,1911–1995),哈佛大学著名蒙古学家,功勋教授。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古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就是哈佛大学的科拉维斯先生。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的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1948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尔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6)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如蒙古古代史、蒙古文文献、蒙古佛教学研究等。著述丰富,如《蒙古文手抄本》(合著)、《西宁王立碑文》(1949)、《1335年昌英水(音译)所立碑文》(1950)、《1338达鲁哈其吉棍台所立碑文》(1951)、《13世纪和14世纪汉蒙铭文》(1952)、《德黑兰博物馆收藏蒙古文献》(1953)等。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由于科拉维斯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古学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科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蒙古秘史》英译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2006年我从印度回国后,段老师开始帮我选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她正在做教育部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的项目,同时在筹备建立“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贝叶经是写在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经,是珍贵的第一手佛经文献。12世纪印度的佛教寺院和大量佛经被毁于一旦,幸存的贝叶经主要收藏于西藏和尼泊尔。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原先藏于布达拉宫、夏鲁寺等寺院中,建国后一部分被运送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八十年代季羡林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拍摄了部分贝叶经的照片。过去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没有对这批贝叶经做系统研究,只是编订了贝叶经的目录。段老师决定由我们来做拓荒者,选取几部贝叶经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方法进行编辑和研究。她注意到第76号经没有人做过研究,而这部经恰好有汉、藏译本,很适合做多文本对勘研究,所以她就让我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论文最突出的原创性特征,就是小题大做的文本分析和运用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纵观蒙古文学的研究,宏观论述的研究较多,但缺少深入的文本分析。然而,如果没有深入而扎实的文本考证和分析,就不会有准确的宏观论述。萨其仁贵的论文涉及梵语、藏语、中世纪蒙古语、现代蒙古语(回鹘体蒙古文和基里尔蒙古文),以及英语、汉语等多种学术资料语言和学术工作语言。她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语言的第一手材料,从大量的学术资料中提炼出问题并较好地解决了问题。

克吕格尔(J.R.Krueger),生于1927年,著名蒙古学家,美国蒙古学会的建立者之一和该学会全部刊物的总编。他擅长于卫拉特蒙古研究,著有蒙古历史文献、语言学、阿尔泰学、卫拉特文化历史和法律等方面的论著共计50多部。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如译著《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1957)、博士学位论文《编年史<蒙古源流>中的诗歌》(1960)、《<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关于卫拉特文献与托忒蒙古文问题》、《1961年三部卫拉特—蒙古外交方面的文献》(1969)、《关于1755年和1758年乾隆皇帝给予卫拉特蒙古的文献》(1972)、《卫拉特法律与历史的新文献》、《卫拉特与喀尔枚克的文献研究》(1975)、《卫拉特蒙古语词典》(1978–1994)、《给予喀尔枚克的两份诏书(1735,1828年)》、《关于在喀尔枚克兴盛喇嘛教的皇帝令旨(1756年)》(1976)、《蒙古文碑文回溯辞典》(1978–1984)。他还编写了《蒙古古代文言文介绍》(1955)等蒙古古籍词汇、蒙古故事和谚语集、论文集等。

  76号经是一部密教经典,是以尼泊尔钩体抄写的,和我们熟悉的天城体有不小的区别。起初看着那一片奇形怪状的天书,我花了三天时间仅认出了两个词。后来学习了钩体的字体构造,借助藏译,辨认的进度稍稍加快了些,但即便如此,释读完一篇贝叶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有时遇上难以辨认的字符,往往费尽心思,反复查证,甚至三四天也束手无策,而灵光一现的刹那不啻于发现新元素的狂喜。在转写过程中,我发现写本中有不少错漏之处,而且这部经的语言也非规范的梵语,对其做增删修补需要遵循特定的编辑原则。在段老师和德国的哈特曼教授指导下,我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制定出适合此经的编辑方法,在充分保留原经文特色的基础上参考汉译和藏译,对写本进行了编辑和修订,并且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对勘方法,将梵文与汉,藏译文逐段对照,整理成对勘本,并在此基础上写了相关的研究。

同时,论文在《云使》梵语原著、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之间的考证及对照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也总结出《云使》蒙古文译本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有较强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和结论,对今后蒙古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和蒙古、藏、梵多语种文献比较研究方面,这部作品将会成为今后青年学者学习和研究的样本。

斯特尔特(J.Street),生于1930年,著名蒙古学家,主要研究蒙古语言学。1955—1989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华盛顿等大学讲授和研究东方语言学、蒙古语言学,前后发表了有关蒙古学研究方面的论著50多篇。如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古秘史>语言研究》(1955)、《喀尔喀语言结构》、《关于<蒙古秘史>各抄本中的14世纪蒙古文的标点符号》,此外他还写了关于《蒙古秘史》与中世纪蒙古语词汇及其语法特点研究方面的论文丛书,古代日语中的阿尔泰语言研究等方面的论著等。

  到了2008年底,带着几分期待和忐忑我迎来了论文答辩,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的一番话,他颇为感慨地说,对写本的编辑和相关研究一直是国际印度学界和藏学界乃至文献学界衡量学术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国内一直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现在他很欣慰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写本研究。虽然我的论文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答辩专家均给予了肯定,特别是沈老师的话,让我为自己对写本研究所做的微薄贡献感到骄傲和荣幸。

30年前,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因为酷爱文学,曾经把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中译本翻译成蒙古文。今天,我的学生萨其仁贵研究古代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长诗《云使》的学术专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缘分——这是文学和学术的缘分,是古代印度文学和蒙古文学的缘分,《天竺云韵——〈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是这种缘分开出的学术花朵。

西诺尔(D
Sinor):印第安那大学功勋教授,该大学蒙古学带头人,出于法国蒙古学家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和蒙古学家、匈牙利人。他在英国大学其他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1948年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成为推动该大学阿尔泰与蒙古学的第一批学者之一。1955—1962年,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秘书长。1957—1967年,任国际东方学学会总秘书长。1962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大学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和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在阿尔泰比较语言学、阿尔泰学的其他问题、蒙古古代和近代史研究方面,他撰写了很多著述,如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国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文章。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1963)文献目录对蒙古学研究也极为有用。

  负笈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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