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域文化领域上的学问之花,徽州知识的相当多特点反映了明朝文化的特色


时间:2007-3-8 12:10:38 来源:不详

摘要: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管理和进行其他宗族活动的场所,也是族权的象征。作为徽州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祠堂在徽州的村落建筑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宋元时期,修建宗祠在徽州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多数祠堂还与家族庙宇连在一起。到了明嘉靖时期,徽州掀起了宗祠建设的高潮。此后,从万历时期一直到明末,徽州祠堂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表现为数量多、类型广、规模大、规格高等特点。到了清代,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再度崛起,在徽商、徽州籍官员和士绅的推波助澜下,康熙至乾隆、嘉庆时期,徽州又掀起了一次祠堂建设高潮。这既是徽商、徽州科第繁盛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徽州宗族与社会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徽州宗祠的布局大多位于聚落的中轴线上,或是较为开阔的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建,或地势相对较高处,建筑规制以三进五凤楼式砖木结构为主。徽州宗祠的布局和规制是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徽州宗族报本追远、尊祖敬宗理念和实践的结晶。

明清以来的江南,是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区,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江南因其广土众民、文化发达历来备受瞩目,其中,“徽学”则是学术积淀颇为深厚的一门学问。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而商人是商品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徽商在明清商品经济中异常活跃,他们不仅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徽州本土,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勃兴。在徽州,营商不再是最低最贱的职业,相反,“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成为徽州人的观念;在明代的小说里,就有徽州人将经商视为比读书还要好的描写;在保存下来的徽州民居中,人人要从“商”字形状的门下经过。由于徽商创造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子弟读书更加普遍,徽州的民居在建筑上更加考究,徽州人对书籍的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徽州人用于文化消费的比例更大,徽州文化才得以勃兴。
徽州的宗族组织保存得很久,“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今天的黄山市,仍然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时期族谱和祠堂。徽州许多宗族从中原迁徙而来,其宗族组织长期稳定,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对于沿袭上千年的小农经济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对宗族统治带来了威胁,它迫切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才有宗族祠堂的大量修建、家乘族谱的普遍纂修、祭田义田的设置、族规族法的制定等一系列强化宗族统治的措施,徽州宗族的“繁荣”,也折射着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变化。
理学是从宋代形成、到明代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州人对理学崇尚有加,并形成了理学的学派———新安理学。理学不仅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还渗透到徽州人日常生活之中,辐射到徽州文化的各个层面。徽州的妇女在理学思想的禁锢下盲目地遵守贞洁观念,徽州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座贞洁牌坊;徽州的读书人受理学的熏陶,入仕后忠直廉洁;徽州的宗族组织稳固长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理学作为思想支撑点的。

关键词:徽州;祠堂;布局;规制

在徽州,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还有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7)05-0114-08

“徽学”逐渐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主要研究徽州区域社会、徽州商人以及徽商在各处活动引发的相关问题,其核心则关涉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在“徽学”研究领域,宗族一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从明代中叶起,徽州就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一村一落,咸居万户人烟;某里某乡,称慕千年宗族”。对于此种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清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在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以南幅员辽阔,宗族形态异彩纷呈,而明代以来形成的徽州宗族社会则独具特色。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调查,上海图书馆庋藏的数以万计的族谱中,以来自徽州和绍兴两地者为数最多。而在徽州,不仅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而且还出现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那样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这极大地凸显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近年来,明清史学界有关江南有无“宗族”问题的讨论颇为激烈,究其实际,聚讼的焦点其实是“宗族社会”之存在与否。在江南的核心地带,我们虽然也看到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但由于族众之间宗族观念的淡漠,我们绝难看到像闽广、徽州那样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亦即乡族),亦难以看到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血缘性宗族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徽州宗族的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广义“江南”范围内人文类型的多样性。


明代中叶徽商崛起,长江三角洲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管理和进行其他宗族活动的场所,也是族权的象征。作为徽州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祠堂在徽州的村落整体建筑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的圣殿,是村落和宗族的精神寄托之所在。本文意在追溯祠堂的起源,梳理徽州宗族祠堂发展的历史,探究其兴衰的原因。  一、祠堂的起源和徽州宗族祠堂的兴建  祠堂的起源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密切相关。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宗法制度的萌芽,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大示和小示的文字出现,这是西周时期宗法制中大宗与小宗的直接渊源。西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将宗族血缘与政治统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宗法制。安阳殷墟已出现了宗庙的遗址,西周时期宗庙制度进一步完善。《礼记王制第五》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完备的宗庙制度,但西周宗庙等级森严,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祭祀有专门祖先的宗庙,庶人百姓则只能祭祀于寝室。天子和诸侯不仅祭祀祖先,而且祭祀社稷,《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将祖先的宗庙祭祀与社稷祭祀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将宗族血缘与政权融为一体,成了君权神授的依据。这一制度被之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和使用,成为家天下的工具。  显然,宗庙是宗法制度的具体物化形式,后世的祠堂直接渊源于宗庙。祠堂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原本是士大夫祭祀先人的场所。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墓与祠合为一体,称为墓祠。这种墓祠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依然还有残存,如清代乾隆初年,歙县傅溪徐氏就专门建有墓祠[1]。  宋代的祠堂规制随着宗族形态的演变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北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封建地主阶级除了继续通过特权兼并土地以外,以合法的买卖途径兼并土地已逐渐成为当时积累和集中土地的主要手段,以致土地买卖活动日益活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永利402com官网,2]。贫富的起落无常,田宅的得失变化,使得个体小农在财产和人身关系上普遍缺乏一种安全感,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对统治阶级而言,分散的个体小农在失去田宅后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以便将分散的个体小农纳入其中,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目的。适应这种形势变化的需要,封建的宗法组织逐渐改变了自身的存在形态,在程颐、程颢理学思想的指导下,渐次形成了特有的宗族血缘共同体。从北宋中叶开始,在地主阶级的倡导和扶持下,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的地方性宗族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救济宗族中贫困成员的义田,欧阳修、苏洵创修的旨在敬宗睦族的新式族谱,一时为各地宗族所效法。以纂修族谱、设置义田和创建祠堂等方式,强化血缘性宗族组织的控制功能与作用,在北宋中叶以后成为一种广泛的实践。有关宋代祠堂的规制,朱熹在《文公家礼》中指出:  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扁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1]875  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和徽州地域学术流派新安理学的创始人,祖籍徽州婺源县的朱熹有关祠堂的论述,基本上建构了南宋时期宗族祠堂的规模与制度,这就是三间制度。祠堂的这一制度,至明清时期演变为仪门、享堂和寝堂的三进制度。尽管受制度和环境的限制,宋元时期徽州的宗祠尚未能完全根据朱熹创立的祠堂规制和结构进行建设,但它还是初步奠定了徽州后世宗祠的雏形。  徽州的宗祠兴起于宋代。据文献记载,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向以朱子桑梓自居的徽州拉开了宗祠建设的序幕。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俞芳在为《新安黄氏会通谱》所撰写的《序》文中就曾指出:幸而皇宋诞膺景运,五星聚奎。于是吾郡朱夫子者出,阐六经之幽奥,开万古之群蒙,复祖三代之制,酌古准今,著为《家礼》,以扶植世教。其所以正名分、别尊卑,敬宗睦族之道、亲亲长长之义,灿然具载,而欧(阳修)、苏(洵)二子亦尝作为家谱以统族属。由是,海内之士闻其风而兴起焉者,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族有谱以别其尊卑。[3]在休宁县,茗洲吴氏宗族在淳祐年间即创建宗祠观宇,奉祀始祖程氏小婆太夫人[4];率口程氏宗族、臧溪臧氏宗族和祁门善和程氏也先后创建了本姓宗族的祠堂。元代至大年间,婺源考川胡氏宗族也修建了明经胡氏宗祠。此外,宋元时期,婺源清华胡氏宗族、桂岩詹氏宗族、大畈汪氏宗族和歙县江村江氏宗族也分别兴建了本宗族的祠堂。  不过,整体而言,宋元时期徽州宗祠的兴建还只是处于零星的状态,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多数祠堂还与家族庙宇连在一起。因此,弘治《徽州府志》将记载祠堂和庙宇的内容合为一卷,名之曰《祠庙》,其中所列的不少祠宇是祭祀精英人物的行祠、忠烈祠等,如忠烈行祠世宗行祠定宇先生祠等。严格意义上说,这时的祠庙与明代中叶以降兴盛的宗祠规制有很大不同,这种墓祠、祠庙相结合的祠堂多数还是仅限于祭祀越国公汪华等少数精英人物。

在“徽学”研究中,席丰履厚的徽商活动一向受人关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之崛起,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徽商挟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